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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人才：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理念

重视人才培养是大学应有的使命，也是大学立足于世的根基。严格说来，“拔尖人才”是我国特有的人才概念，“拔尖人才”培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式，“拔尖人才”计划是我国对人才高度重视的体现，今天国家从战略高度重新布局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人才信号”：人才强则中国强。

回顾我国培养“拔尖人才”走过的路，其组织模式和培养模式大致分两类：以“集中”方式推进的“圈养”；以“分散”方式进行的“散养”。“圈养”是单独成立学院、单独配备老师、单独配备管理队伍、单独拨经费，在全校范围内选择最优秀的学生，而后集中全校优质资源，对这些学生重点培养。

“圈养”具体分两个层次，学校层面的“圈养”和学院层面的“圈养”，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英才班、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兰州大学萃英学院等就属于学校层面的，而厦门大学则是在学院范围内挑选学生，如化学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散养”没有单独的组织机构，更多的是通过增加课程培养这部分学生。前者体现的是人才培养的效率，后者体现的是注重公平与学生兴趣。从数量上看，采用“圈养”的“双一流”大学居多。但两种模式孰优孰劣，至今没有明确说法。

在我国教育传统中一直有“圈养”情结。在基础教育中，即使在“重点中学”，也大多设有“重点班”或“快慢班”等。高校采取此种模式，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后，且集中在“双一流”大学，大多数高校采取“圈养”模式。从公平角度讲，“双一流”大学本就吸纳了全国最好的生源，没有必要再优中择优，将学生再次分类。当然，在高校优质教育资源还无法满足全校学生需求的条件下，以“圈养”方式培养“拔尖人才”也无可厚非

其实，世界范围内在本科教育中存在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争，也可以用“圈养”与“散养”来形容，专业教育可视为一种“大圈养”，通识教育可视为一种“大散养”。专业教育重“专精”，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的；通识教育重“宽泛广博”，考虑“厚基础”。两种模式到底哪种好，尚没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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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拔尖人才培养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从20年前的“基地班”到10年前的“珠峰计划”，再到几年前的“强基计划”，以及今天重提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拔尖人才”培养一直是“双一流”高校的“抓手”。

从1991年至1996年，原国家教委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四批在全国部分高校建立了83个“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简称“理科基地”），1994年批准建立了51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简称“文科基地”）。设立“理科基地”和“文科基地”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基础学科。为回应“钱学森之问”，2009年国家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即“珠峰计划”，十余年间分三批建立了288个基地。2020年自主招生取消，教育部又启动“强基计划”，目的是为了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

在这一浪潮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国家一方面持续推进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旨在选拔和培养基础学科创新人才；另一方面通过拓围、增量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圈养”模式应用于更广泛的学科领域。

从2009年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来，教育部先后联合13个中央部门实施了一系列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10年6月，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和行业协（学）会，共同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计划”），旨在为国家造就各类型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201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等文件，启动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将原先的单个计划变成系统计划的组合，由“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发力”，希冀形成覆盖高等教育全领域的“质量中国”品牌。

重视基础学科具有重大意义，培养基础学科人才是发展和保护基础学科的应有之义。历史上的理科基地解决的是基础学科的保护问题，今天拔尖计划的核心既有保护基础学科的责任，更重要的还是培养“拔尖人才”。

但我们需要反思：当前我国基础学科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究竟是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问题，还是整体人才培养体系出了问题？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走到今天，整体的人才培养体系是短板，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是短板中的短板。人才培养是许多一流大学的“软肋”，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应该从国家整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寻找问题。拔尖计划是要解决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短板，还是所有人才培养的短板？培养“拔尖人才”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学科的问题。

03

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自主人才培养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培育。要更加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创新团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确定人才培养规模，优化结构布局，在选拔、培养、评价、使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链条式设计，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

回溯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自主人才培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当时的大学教师多是外国人，以及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国人。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大学教师与学生主要靠国外培养。但即便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拔尖人才培养的自主能力依然是一个根本问题。

2019年，笔者访问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与一位美国教授聊起该校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他说：“现在来留学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学生越来越少了，如果中国的大学真的达到了世界一流，恐怕就没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了。”真是振聋发聩。当下我国面临的一系列“卡脖子”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根本上是人才培养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圈养”，还是“散养”，两种培养模式仅是形式上有所差异，其背后的价值逻辑才真正值得深究。经过30年来的持续探索，“拔尖人才”基地学校逐步探索出了“厚基础宽口径”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即应该给学生更厚的基础、更宽的口径，使他们不过早地进入专业领域，使人才培养少一些规矩，多一些自由空间，让学生能够“率性而学”“自由生长”，走出人才培养的计划性思维与功利性目的。“率性而学”就是无功利的学习，核心问题是价值取向。无功利的教与学，为了闲逸的好奇而探索知识。但这种尝试只是中国极少数优质学校的尝试，未成为人才培养的普遍模式。

从学科教育上来说，通识教育就是另一种形式下的“大散养”，在于立人，而专业教育则为“大圈养”，在于授业。我们对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纠结，对于究竟应该选择“散养”还是“圈养”模式的困惑，都是对人才培养的新选择与新判断。而不论是“散养”还是“圈养”，对于中国高校而言，不分学科、不分类别，都要培养拔尖人才。与此同时，拔尖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人才培养计划，应久久为功，不能太操之过急。我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同样需要大批“应用型”拔尖人才，两者不可偏废。在现阶段，后者的探索与实践落后于前者。因此，在我国崛起的进程中，不仅要继续探索基础学科的拔尖人才培养，还要加大力度探索“应用型”的拔尖人才培养。

培养高水平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共同难题。《失去灵魂的卓越》和《优秀的绵羊》以及我国学者钱颖一在《大学的改革》一书中提出的“七个现象”，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拔尖人才”培养的窘境，我们应该清楚：拔尖人才培养在国际上没有通例。我们今天看到的“圈养”与“散养”两种人才培养模式，其背后是价值、环境、发展阶段及教育自信的问题。对“拔尖人才培养”的认识，表面上是对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短缺的问题，说到底是整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问题。同时，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目的是要解决我国整体的人才培养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慢”下来。

（本文授权转载自“光明社教育家”（ID：jyjzzwx），作者邬大光，系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光明社教育家”是《光明日报》旗下《教育家》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因思考而不同”为办刊特色，努力助推教育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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