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女性》的作者王慧玲在文章中梳理了一个典型中国女性的成长史：

理论上讲，在一个家庭中，若妻子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是出于自愿而非被迫，丈夫承认妻子的价值，尊重妻子的选择，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收入中至少有一半是妻子的劳动所得，这样的分工模式对双方来说，都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说丈夫的收入至少有一半是妻子的劳动所得？

因为养育孩子、打扫卫生、一日三餐、辅导作业等这些工作若没有家人完成，则需要请保姆、育婴师、或者钟点工。

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所有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都外包的话，总费用约在8000-20000之间，注意：不含每周四天休息，不含辅导作业，不含照顾老人，不含情感支持。

实际生活中，受传统观念与周围环境的影响，一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自然而然在家庭中承担了照顾孩子与料理家务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工作。

由于这些工作是“无偿”的，又披着“家庭”的外衣，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繁琐碎屑的日子里，逐渐磨灭了女性对独立自主的渴望以及潜能的发挥，找不到价值感与成就感。

面对家人的视而不见与习以为常，偶有抱怨，不过是平静海浪泛起的小小浪花。

家人良善，安慰几句；

家人漠然，冷嘲热讽。

当终于看清生活的本质，看透身边的男人，发现人生已转眼过半，想要从头再来，何其艰难！

比如《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

老公年入150万，买8000块一双的鞋子不眨眼，定制大衣一件又一件......老公负责赚钱养她，自己负责貌美如花，打扫烧饭阿姨当家。

可是，前半生的轻松奢华，换来的却是失去依靠后，个人生活、经济、精神的全面崩塌。

电视剧中有贺涵，才有后半生涅槃的罗子君。 

现实生活中，失去依靠的女性大都只剩下了自己。

既没有前半生养尊处优带来的美貌与见识，亦不可能遇见持续为自己赋能的唐晶与贺涵。

在遭遇婚变后，

有的女性后半生都生活在与前夫的爱恨纠缠中，拿，拿不起，放，放不下；

有的女性在巨大的经济落差与情感伤害中，怨天尤人，消极沉沦；

有的女性为了维持家庭表面的完整，忍辱负重，内心千疮百孔......

只有少数女性，和罗子君一样，能够绝地重生。虽然没有贺涵，但可以自我赋能，在经历命运的重创后，活出真正的自我，活出生命的精彩。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她说起女儿读大二了还没有男朋友这事，有隐隐的担心，担心女儿太上进，对自己要求太高，影响择偶。

她经常对女儿说，对自己和男生的要求都不要太高，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找一个可靠的男生，结婚过安稳的日子就行，别把自己搞得太累。

这可能是很多父母最朴实的愿望：希望孩子平平安安循规蹈矩过一生。

可一个女孩明明很优秀，可以发展得更好，为什么要为了凑合一个“差不多”的男生，过“差不多”的生活而抑制自己的潜能呢？

我和朋友交换了自己的想法，朋友哈哈大笑说：“没想到你还是个女权主义者。”

我苦笑道：“你见过哪个女权主义者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做饭，把自己搞得疲惫又狼狈的？”

我现在过的就是朋友口中“平平安安循规蹈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意味着，除了和男性共同承担家庭经济外，女性要负担至少2/3的家务及孩子的养育。

当工作与家庭的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调整工作的是女性，做出改变的是女性，随时请假的也是女性。

女权是什么？

不是女人凌驾于男人之上颐指气使，

不是女人依赖男人衣食无忧，

不是女人当家做主男人可有可无，

而是女人在家庭之外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成就感与价值感，男人在工作之外能够回归家庭，养育孩子与料理家务，男女双方发挥各自的特长与优势，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梅琳达·盖茨在《女性的时刻》中，写到：

如果女性能自主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结婚与否、何时结婚、跟谁结婚；

如果女性都能享有医疗保障，只承担合理的无偿劳动；

如果我们都能得到梦寐以求的教育机会，能按自己的意愿支配金钱，能在工作中得到尊重，能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

如果其他人，无论男女，愿意帮助我们提升领导力，走上更高的岗位—那么女性就能实现发展，并带动我们的家庭与社区共同繁荣。

真正的女权强调的是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和人格的尊重。

为女性赋权，带来的不仅是女性的成长，还有家庭的进步、社区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繁荣。

来源：儿童心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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